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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鸿门宴》相关材料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9-24 15:34 标题: 《鸿门宴》相关材料

《鸿门宴》：有惊无险的较量

提起《鸿门宴》，让人联想起的往往是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峰回路转、化险为夷：让人着实为刘邦捏几把冷汗，同时又为楚霸王着急。但几经咀嚼回味，却隐隐约约感到一些不解，继而疑惑，未了断定：鸿门宴中，决定刘邦生死的不在项伯的维护，也不在于张良、樊哙的策应，更不在于项王、范增意见的相左，只在于项王对双方力量作出的判断。“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力量对比悬殊，一目了然，换句话说，当此之时，刘邦对项羽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项羽也没什么必要非得杀死刘邦。他们之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刘邦能否放弃先攻入关中的大功。若能，则万事大吉，项羽可顺水推舟，高枕无忧；若否，则刘邦性命危矣。而刘邦去鸿门赴宴谢罪，已明白无误地向项羽表明他的选择，所以，在鸿门宴上，项羽已无杀刘之理由，当然由于范增的存在，为鸿门宴增添了一定的变数，但总的来说，刘的活命也已是必然，鸿门宴有惊无险。此论有如下二据为证：

一、项羽并非一个忧柔寡断，为仁义所困之人。在鸿门宴中，项伯与樊哙保刘邦时的立足点是：

“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似乎是“仁义”使得项羽放弃了杀刘邦，但持这种看法的人似乎忘了项羽坑杀二十万秦降卒与逼杀义帝的事了。

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从以上同是记于《史记》之上的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羽之所以杀秦降卒，是因为降卒已危及他的安全；而他杀义帝，却是因义帝已成为他称霸的绊脚石。在这两件事上，我们根本没办法从他身上找到哪怕是一点点的“仁义”来，相反，倒是一个不遗余力铲除异己、心狠手辣的独夫。因此，若非刘邦对他的霸业构成威胁，很难相信项羽会为了什么“仁义”而放过刘邦。反观刘邦，在鸿门宴上，“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卻。’”一副卑躬鞠躯模样，怎么上得了西楚霸王之眼。“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如此排座，尊卑一目了然，但刘邦却心安理得的往上一坐，就开喝了。此时，杀此种人，又岂是霸王所为。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细节：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很多人以此为证，认为项羽毫无城府，向敌人泄露军中机密。殊不知，此时的项羽根本就没把刘邦当成一个对手，而只是一个来认错服输的小角色，一个来投诚归队的散兵，有何密可保！因此，当宴后，刘邦不辞而别，只留下张良一人交代场面，这种胆怯、懦弱的行为更使得项羽看不起刘邦了，“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连责骂一声的兴趣也没有，更别说发兵问罪了。

二、被人指为间谍的项伯更是明白地印证了这一点。“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作为项羽的长辈，楚军的重要人物，却偏偏在紧要关头跑去通风报信，原因只是“素善留候张良”。虽说，张良对他有活命之恩，但若是他认为刘邦是楚军的有力竞争对手，他还会去报信吗？即时出于“义”，他去报信了，那他可能替刘邦做说客，甚至于挥剑保刘邦吗？说白了，不仅是项羽不把刘邦当作对手，连被后人看不起的，没什么本事的项伯也没把当时的刘邦放在眼里。可见，不把刘邦看在眼里，在楚军中并不是个别象现，而应该是比较有市场的，所以，在读《鸿门宴》时，让人总觉得刘邦集团是铁板一块，项羽集团却斗争激烈。

同时，认清这一点，我们也就清楚为什么项羽在听到项伯替刘邦说好话求情时，不但没治他勾通敌军之罪，反而认同项伯“因而善遇之”的建议了。

写到此，可能有人会说，此论是否太过于低估了刘邦，难道没看到范增的分析及其努力吗？难道最后得天下的人不是刘邦吗？但我要说的正是由于后来得天下的是刘邦而非项羽才有此论的。因为《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而他却是西汉人。尽管司马迁的正直、无畏和他的史笔手法值得我们尊敬，但我们也不能脱离实际而无限拔高他。请看以下几段：

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以上近似为神话的故事，却正大光明地写入了作为正史的《史记》，可见司马迁在为当朝太祖立传时，不可避免地要给尊者大上光环了。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鸿门宴》中，范增异常举止，可能是司马迁又在粉饰他们的高祖了，为尴尬不已的刘邦找个台阶罢了，不可过于当真。

《鸿门宴》中的精彩

“操”“持”之辩

师：刘邦在准备逃离杀机四起的鸿门宴前，和张良的那段对话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两个词语特别值得咀嚼。请看：
　　（投影）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
　　师：注意到了吗？张良问“何操”，刘邦答“我持”，请大家思考一下：“操”和“持”究竟有什么区别？可以查查词典，看看各自的本义是什么。
　　生：《古汉语常用字典》上说，“操”的本义是“拿着，握在手里”。“持”的本义是“一只手从上托扶”。
　　师：好，结合文意，你觉得应该怎么理解更为恰当？
　　生：“操”显得比较随意，“持”类似于“捧着”，态度恭敬多了。刘邦是前来“请罪”的，所以处处要表示对项羽的尊重。
　　师：看来，张良不如刘邦懂礼貌了？
　　生（笑）：不是。张良不必对项羽表示恭敬，因为他要效忠的是刘邦。
　　生：他也不会表现出对项羽的尊重。因为张良很聪明，绝对不会在刘邦面前表现出对项羽的尊重的。
　　师：解释得很好。请看下面这句话：“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樊哙等人是“持剑盾步走”，可不可以说成“操剑盾步走”？
　　生：不可以。
　　师：为什么？
　　生：樊哙等人不只是拿着武器，而是双手紧握着甚至举着，为防备不测，保护刘邦，所以时刻准备搏斗。这个“持”字显出了他们当时高度戒备小心翼翼的样子。用“操”就显得太随意漫不经心，不符合当时樊哙等人的心态。
　　师：分析得非常有道理。你能不能把这句话翻译一下？
　　生：刘邦丢下随从的车辆、人马，独自骑马离开这儿，同紧握剑盾徒步跑着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一起顺着骊山脚下，取道芷阳，抄小路逃走。
　　师：翻译得很好。通过这两个词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用词的匠心，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理解文言词语时，既要掌握词的本义，也要体会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和作用。学到这里，我们不妨一起回顾一下前面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课文中的一句话，“相如持璧却立”，这个句子中的“持”怎么理解？
　　生：紧紧抱着。
　　师：为什么？
　　生：不让秦人抢去啊。为维护国家尊严，准备玉石俱焚。
　　师：非常好。结合具体情景理解文言词语的含义，不仅有助于对词语的正确理解，也有助于理解文章内容和把握人物形象。

鸿门宴的座次

  鸿门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而同时也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史记·项羽本纪》里写道：“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这是司马迁描写鸿门宴中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精彩的一幕。司马迁详尽地说明当时的座次并不是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十分重大的消息：项羽向东而坐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尊位而不辞，他是以政治地位作为标准的，在心里并不把刘邦当作一位平等的宾客对待。当然，项羽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刘邦初起事时曾经从属于项羽的叔父项梁，项梁既然已经战死，项羽自然就继承了他步父的领导权。更何况，鸿门宴之时项羽已经名正言顺地是“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了。
      但是，在那场鸿门宴中，刘邦“北向坐”更加值得注意。如果按照“君臣位，南北面”之说，刘邦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他居北向席而不居西向席，是因为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是属于“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的。张良虽然在西向的座位上，但史文明说他是“侍”，身份地位如此一丝不紊，有史以来，或许也只有司马迁能写得出。

我们有理由相信鸿门宴中的座次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特别地安排出来的。至于是谁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历史并没有明文记载。鸿门宴在座的五个人当中，刘邦、张良是宾客，不可能主动安排座次；范增是陪客，而且他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所以也不可能安排这种有利于刘邦的座次。剩下的就只有项羽和项伯两人了。按常理，项羽是最可能决定座次的人，因为他是主人。但是，项羽虽然粗豪，却毕竟出身贵族阶级，也不会像刘邦那样傲慢无礼，虽然政治上的气量太小，但他也不至于自大到不顾礼节的程度。所以，座次的最后排定，明里是项伯在入席前的斡旋和调停的结果，暗中则是刘邦的阴忍和张良的智谋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项羽同意自己“东向坐”和刘邦“北向坐”，这说明他已经把刘邦看作了自己的部属，并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所以，从主、客都入座的那时起，项羽已经没有了要杀刘邦的意思。《史记》接着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可见上文有关座次的排列，正好是这句话最确切的解说。因为范增的暗号当然也是和项羽事前约好了的，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的杀人计划竟然被对方这样不露痕迹地化解了。

在暗藏杀机的鸿门宴中，刘邦得以全身而退，从此龙归大海，项羽再也没有剪除他的机会。短短的四年之后，刘邦终于取得了项羽的天下。刘邦与项羽的成功和失败，虽然最后决定在战场上，但也可以这样说，当鸿门宴的座次排定之时，双方就胜负已分。

刘邦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而项羽临死之际也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他们两人其实已经说破了楚汉兴亡的关键所在。不同在于，刘邦是笑着说的，因为他心里也许浮起了鸿门宴中的一幕；而项羽呢，他似乎一直到死都是糊里糊涂的，因此他才会诿罪于天。鸿门宴中的座次，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项羽在其中暴露的“妇人之仁”，而且让我们知道了刘邦和张良是怎么样巧妙地利用了项羽的贵族政治的局限性，居然在觥筹交错之间，给了项羽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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