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鲁迅小说的一把钥匙

——读《呐喊·自序》

钱理群

　　鲁迅一生很少谈论自己的创作，偶有所作，便弥足珍贵。例如，《呐喊·自序》开宗明义的这段话——“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里分明说明着：构成鲁迅《呐喊》的“来由”的，不仅是以往的外在生活积累、经验——在这方面，人们已经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且还包含着鲁迅年轻时的“梦”——主观的精神发展、内心体验的历史。正是这些“梦”的“隐意”构成了鲁迅小说内在的心理内容。
　　鲁迅年轻时代做什么样的“梦”?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的、心理的历程?这一切又是如何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的?《呐喊·自序》正是提供了一个窥视鲁迅内在世界的难得机会，一条鲁迅精神发展的明晰线索。
　　于是，我们看见一次又一次的心灵的创伤，以及一个又一个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梦”。
　　首先是父亲的病以及“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感受到的世态的炎凉与“侮蔑”，敏感的鲁迅由此而“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惨伤的记忆。封建大家庭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应试”的古老的“梦”从此破灭，于“绝望”中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直到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才形成一个“美满”的“梦”，燃起了新的“希望”：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科学救国”的梦，几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起点。
　　但在异国所感受到的落后民族的屈辱，特别是“幻灯”事件，再一次将他推入“绝望”的深渊，麻木地鉴赏他人(同胞)痛苦的场面给鲁迅的心灵如此巨大的不可弥合的伤害，使他无以摆脱，以至于“示众”(“看”与“被看”)成为以后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正是为了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鲁迅又做起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
　　也许，《新生》的夭折，特别是社会对启蒙者的呐喊“既非赞同，也无反对”的“无反应”，对于鲁迅心灵的打击才是真正致命的。由此而产生的“绝望感”是极其深刻的：既是对启蒙对象——“国民”的绝望，更是对启蒙者自身的“反省”：“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双重绝望必然导致对“启蒙”本身的彻底绝望——这，正是鲁迅的“噩梦”的“隐意”所在，连同鲁迅由此而感受到的“无端的悲哀”，与毒蛇般纠缠灵魂的“寂寞”，成为一种潜在的痛苦记忆深藏在鲁迅心灵深处。鲁迅说他“用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以至“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都是鲁迅“彻底绝望”的内心世界的外在反映。正是这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构成了鲁迅《呐喊》的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
　　当然，更直接的证明，还是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追述的那段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毫无疑问，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绝望是属于鲁迅自己的。鲁迅称之为“确信”。意思是说，鲁迅对“铁屋子万难破毁”这一认识是从不怀疑、一以贯之的。1925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还谈到“醒过来无路可走”的问题，并且强调，在中国，连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更何论启蒙、变革?
　　但鲁迅又确实提起笔来，投入了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主将之一。
　　这是怎么一回事?——促成鲁迅作出与前述“绝望”思想不同的历史性选择的思想动因是什么?
　　其实，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早已交代得清清楚楚：第一，是因为“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第二，“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里，说得很明白：鲁迅写小说、杂文是为“别人”(即“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及“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写作的，因此，必须为“别人设想”，“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以至“不恤用了曲笔，这正是提醒我们：鲁迅的小说(杂文)并没有“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是他有意识地将自己“太黑暗”的真实思想有所压抑、藏匿的产物，或者说是鲁迅试图从自己灵魂深处的“绝望”中挣扎出来的一种努力，即所谓对“绝望”的“反抗”。这里存在着“两个鲁迅”，更确切地说，是真实存在的鲁迅的两个侧面，正如曹聚仁所说：“一个是中年的卸去外衣的真的鲁迅；一个是当他着笔时，为着读者着想，在他的议论中加一点积极成分，意志奋进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