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送贼诗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年轻时家里很穷。因为无名无势，尽管字画很好，也卖不出好价钱。
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一天，郑板桥躺在床上，忽见窗纸上映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郑板桥想：一定是小偷
光临了，我家有什么值得你拿呢？便高声吟起诗来：
大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
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根。
小偷听了，转身就溜。郑板桥又念了两句诗送行：
出户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花盆。
小偷慌忙越墙逃走，不小心把几块墙砖碰落地上，郑板桥家的黄狗直叫着追住小偷就
咬。郑板桥披衣出门，喝住黄狗，还把跌倒的小偷扶起来，一直送到大路上，作了个揖，又吟送了两句诗：
夜深费我披衣送，收拾雄心重作人。
纪晓岚佛前释笑
一天，纪晓岚（清代大学者）陪同乾隆皇帝游大佛寺。君臣二人来到天王殿，但见殿内
正中一尊大肚弥勒佛，坦胸露腹，正在看着他们憨笑。乾隆问：“此佛为何见朕笑？”
纪晓岚从容答道：“此乃佛见佛笑。”
乾隆问：“此话怎讲？”
纪晓岚道：“圣上乃文殊菩萨转世，当今之活佛，今朝又来佛殿礼佛，所以说是佛见佛
笑。”
乾隆暗暗赞许，转身欲走，忽见大肚弥勒佛正对纪晓岚笑，回身又问：“那佛也看卿
笑，又是为何？”
纪晓岚说：“圣上，佛看臣笑，是笑臣不能成佛。”
乾隆称赞纪晓岚善辩。
竹林七贤与幽默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曹魏内部的倾轧，司马氏的专权，使得我们这个“文明之邦”“礼崩乐坏”，而专制和强权更如洪水般肆虐。在这样混乱的年代，魏晋统治者居然还大肆宣扬礼法，推行“以孝治天下”，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否可视为幽默产生的社会根源呢？因为幽默产生于荒谬。]
动乱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这是一条历史规律。所以《晋书》上说：“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阮籍、阮咸、刘伶等竹林七贤生逢乱世，他们高贵的秉性不容许他们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但他们又无力与强大的黑暗对垒，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即崇尚老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幽默则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用的一种武器。竹林七贤大多与酒有缘。“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其中包含几多嘲讽，几多悲苦!七贤中，好酒者当首推刘伶。据《辞源》上说：“刘伶纵放达，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相随，说：‘死便埋我。’”这个幽默有点让人笑不出。刘伶虽纵酒，却睁着一双醒眼，世事人心他比谁看得都清：生于那样的社会，生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死便埋我”貌似洒脱，实则沉重——何止沉重，其中更多的是沉痛和愤激！
《世说新语》中记载：“刘伶……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1这真是天真的刘伶，放浪的刘伶，至真至朴的刘伶！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2刘伶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快乐在酒中，他的痛苦亦在酒中。酒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亦是他反抗现实的武器。但他的妻子并不了解这些，居然天真的劝他戒酒。所以刘伶不失时机的幽了他夫人一默，——其实他是幽了那个他所憎恨的丑恶社会一默，正如李太白所说，他是“但愿长醉不愿醒”，所不同的是，李太白是以悲愤之情直抒胸臆，刘伶则以幽默出之。
《世说新语》中有两则关于阮咸的幽默：“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裤（短裤，笔者注）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3“诸阮皆能饮酒 ，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4敢于拿自己的大裤衩同富人的纱罗锦绮唱对台戏，这是何等的气度！而与猪共饮则显示阮咸更加放浪形骸，同时，他不露声色就把诸阮臭骂了一顿。在那样的政治黑暗和生活艰难之中，阮咸好象更多一份超拔和洒脱。但是当他发现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神气度酷似乃父时，阮咸对儿子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可见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像他一样，其中自有难言的苦衷和无奈。
七贤中，阮籍是最矛盾，最复杂，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同上层统治者有更多的交往，只要愿意，富贵于他可以说唾手可得，但他不肯同流合污，而他的名气地位又使他无法超然远引，其精神痛苦是难以言状的。所以他往往“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5这恸哭皆因他“志在济世，而迹落途穷。情纷一时，而心存百代”的内心痛苦。这是哲学的恸哭，让人想起古代那个见多歧路而恸哭的哲学家杨子，比之刘伶的“死便埋我”，多了一份沉痛，少了一份洒脱，你说它是喜剧可以，说它是悲剧也未尝不可。
阮籍在大将军从事中郎任上，闻“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6阮籍放着高官不做，非是贪杯中之物，他主要是想找一个避风港。因为特务钟会早已蓄意要将嵇康、阮籍除掉，对阮籍“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虽然阮籍以装醉获免，但危险并未排除。阮籍此举看似滑稽可笑，实是自保自全之策。
阮籍遭母丧，朋友邻人来吊丧。“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7阮籍以青白眼对人，敢恨敢爱，爱憎分明，一派天然。
在那个动乱而虚伪的年代，阮籍大胆向礼法宣战 。“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8按当时礼制，叔嫂不通问，故讥之。“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9在礼法之士看来，这都是十分荒唐可笑可恶的行为，但这正表现出阮籍的光明磊落、超尘脱俗、“外坦荡而内至纯”的高贵品质，也正因为他心地纯洁，所以才能做到我行我素，不避嫌怨。
阮籍一向被认为是“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狂狷之士。在最敏感的礼法问题上，他居然敢当着皇帝的面开玩笑：“有司言有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10阮籍真是胆大，要知道皇上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他居然敢放言“杀父乃可”。当然阮籍玩的是欲擒故纵的游戏，一句“禽兽之不若”，终使皇上悦服。他真是开了一个国家级的大玩笑！但是皇上的智商毕竟太低，他竟然听不出阮籍其实是在嘲笑虚伪的礼法，嘲笑那个空谈礼法而实则禽兽横行的时代，更嘲笑了谋朝篡位却要“以孝治天下”的皇帝。
阮籍曾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间，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裤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出域内，何异夫虱之出裤中乎”11阮籍把那些投机钻营，蝇营狗苟一心向上爬的所谓君子比成裤裆里的虱子，并预言他们终究难逃与腐朽、黑暗的司马氏王朝一同灭亡的命运。骂得真是恰如其分、痛快淋漓，好不解恨也！
嵇康是七贤中最具刚性的一个。孙登就曾评价嵇康：“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2好象嵇康一生也就有过一次不太幽默的幽默：“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3贵公子来访，而嵇康“不为之礼”并“锻不辍”，足见其铮铮傲骨。但嵇康不该在钟会倍受冷落之后，再戏弄挑逗于他——当然，不这样嵇康也就不是那个高傲的嵇康。所以，这件事后不久，嵇康就受了斩刑。
总之，竹林七贤的幽默是那个苦难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一株眩目的文化艺术奇葩。它既是艺术，更是活生生的历史。这种幽默，血泪多于欢笑，悲愤多于快乐；这种幽默，是嬉笑亦是怒骂，是喜剧亦是悲剧。七贤的幽默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七贤是中国的良心，他们的风神光耀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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